新華社電 近日，三亞交警為治理電動車行駛機動車道、闖紅燈、逆行等交通違法行為，采取便衣蹲點、采用執(zhí)法記錄儀對交通違法行為人進行曝光，并前往闖紅燈者家中開展交通安全教育。該做法經媒體報道后，“一人闖紅燈，全家學交規(guī)”引發(fā)熱議。

　　交警便衣執(zhí)法追蹤

　　媒體報道稱，8月10日下午，三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出動20名交警組成便衣分隊，帶著執(zhí)法記錄儀到紅綠燈路口蹲點，對電動車闖紅燈違法行為進行抓拍、錄像，然后追蹤。

　　49歲的三亞市民王先美在城區(qū)友誼路與解放路紅綠燈路口闖紅燈，被便衣交警追蹤至其在鳳凰鎮(zhèn)羊新路的家中。交警對其進行交通安全宣傳教育，播放警示片、發(fā)放《電動車文明安全出行手冊》等宣傳單頁，王先美當場寫下“悔過書”。

　　報道稱，三亞交警支隊成立了專門整治小分隊。同時，通過指揮中心高清視頻監(jiān)控、執(zhí)勤交警對講機通報、便衣跟蹤等多種方式，發(fā)現、鎖定闖紅燈違法行為人，跟蹤到家到單位，組織其全家人、單位同事集中學習交通安全相關知識，讓違法者意識到自身行為的錯誤。

　　該做法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有網友表示，用這種“拉贊助”的方式，教育違法者本人，同時警醒更多的人遵規(guī)守法，利于宣傳交通安全知識，提高全社會的安全意識。也有網友質疑，“一人闖紅燈，全家學交規(guī)”，有悖于現代“罪責自負”的法治理念。

　　交警回應稱并非新做法

　　三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支隊長陳魯南介紹，該做法并非新做法。在去年9月，三亞交警部門已施行“整治電動車闖紅燈，追到家里、追到單位開展交通安全教育”。

　　陳魯南說，該做法的動機是治理電動車亂行闖紅燈這個“老大難”。現實困境是：一方面，對闖紅燈違法行為應該處罰；另一方面，依據公安部《交通警察道路執(zhí)勤執(zhí)法工作規(guī)范》第七十三條規(guī)定“除機動車駕駛人駕車逃跑后可能對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嚴重威脅外，交通警察不得駕駛機動車追緝”。這就造成絕大多數闖紅燈逃逸的駕駛人，在別的地方難以找到，追責難度非常大。

　　面對公眾對“闖紅燈者家人和同事接受教育”的質疑，陳魯南認為，三亞交警部門該做法的法律依據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條“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執(zhí)行職務時，應當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guī)的宣傳”。這里提到的宣傳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包括闖紅燈當事人，及其家人、同事。

　　而且，交警在執(zhí)法過程中并沒有強制讓家人和單位同事學習，而是將宣傳單頁、展板放在顯著位置，號召大家學習。

　　專家說法

　　“便衣執(zhí)法”待商榷

　　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領域學者羅智敏教授表示，跟蹤闖紅燈者到家進行處罰和教育，從出發(fā)點來說是好的。對當事人單位和家人進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并沒有任何懲罰措施，不是行政處罰，不存在“連坐”問題。

　　但三亞交警的執(zhí)法創(chuàng)新行為部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首先是交警“便衣執(zhí)法”值得商榷，《交通警察道路執(zhí)勤執(zhí)法工作規(guī)范》第二十五條規(guī)定，交警在道路上執(zhí)勤執(zhí)法應穿著制式服裝，佩戴人民警察標志。

　　其次是曝光式執(zhí)法的合法性面臨質疑。上述事件中，三亞交警部門聯合媒體一起追至闖紅燈當事人家中，實質是對公民權利的一種限縮，也顯示出行政自由裁量權過大的傾向。

　　再次是程序合法性存在質疑。追蹤到家、寫“悔過書”，已對當事人名譽、榮譽和精神造成損害，屬于行政處罰中的“申誡罰”。既然是行政處罰，必須符合一定的法律程序。跟蹤到家再處罰，應該有《行政處罰決定書》并交付當事人，當事人還應有申辯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