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從奇跡走向常規(guī)發(fā)展
要素市場扭曲是過去不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樣，近期要素市場的變化也是促使中國經濟向“常規(guī)發(fā)展”轉變的主要原因。
要素市場扭曲與“中國經濟之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表現有時被稱為“中國經濟之謎”，其核心是指這樣一種獨特現象：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被譽為“中國奇跡”；另一方面，不斷增大的結構性風險則讓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不可避免，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xù)的”。比如，改革之初投資占GDP的比重為25%，而國際金融危機后，這一比重已上升到接近50%。這一比重也不可能一直增加下去，因此這種情形是不可持續(xù)的。在此期間，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經常賬戶盈余不斷擴大，但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收入不平等惡化。
經濟學家提出了多種分析框架來解釋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間的變化。盡管視角和觀點有所差異，這些經濟學家都同意其關鍵在于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并不全面。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之謎”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間采取了非對稱市場自由化的做法。產品市場的自由化確保了生產決策符合供求狀況，因此資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場的扭曲為經濟個體特別是企業(yè)提供了額外的激勵，有時還為克服市場失靈提供了途徑。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國政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制定了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包括免稅、無償使用土地、信貸補貼以及廉價的能源和水資源等要素投入。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的支持，也減少了法律體系對產權保護不足而帶來的問題。這些政策雖在普通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被視為政策扭曲，但是它們實際上已經取得了成功。截至2011年，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累計達到1.8萬億美元。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通過普遍地壓低要素成本，中國不僅為外國投資者也為本國投資者提供了“補貼”。
要素市場扭曲，包括限制勞動力在城市和農村地區(qū)之間流動的戶籍制度，對銀行存貸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機構對能源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的調節(jié)，以及向投資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費優(yōu)惠等。多數情況下，這些扭曲壓低了要素成本。
然而，勞動力是一種特殊情況，因為勞動力市場分割到底會降低還是增加勞動力成本并不明確。豐富的農村勞動力為中國這一典型的劉易斯二元經濟體提供了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勞動力成本都較低。雖然廉價能源、資本和土地對推動制造業(yè)發(fā)展也很重要，但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可以說是決定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大部分產業(yè)集中于勞動密集型領域。
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國奇跡”，也引發(fā)了“中國經濟之謎”。一方面，這提高了生產利潤、投資回報以及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從家庭流向企業(yè)的特殊機制。多年來，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滯的工資率，企業(yè)利潤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家庭收入，導致了結構性問題。第一，這種顯著的激勵導致出口和投資占GDP比重的不斷增加；第二，由于企業(yè)儲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儲蓄率，企業(yè)利潤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儲蓄率；第三，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賴工資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賴企業(yè)利潤和投資回報，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第四，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長慢于GDP的增長，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第五，能源、資本和其他資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導致浪費。
至此，我們看到，“中國經濟之謎”也許沒有那么特別。許多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如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經濟發(fā)展的早期階段都經歷過非常相似的變化。廉價勞動力和廉價信貸曾經很普遍。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各自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前，也同樣出現過投資、出口比重增加，消費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中國更加嚴重，因為中國不僅擁有更多剩余勞動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國經濟走向“常規(guī)發(fā)展”
近年來，中國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經濟增長趨勢穩(wěn)步放緩和經濟結構再平衡。一些結構性變化，如經常賬戶盈余收窄，已經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得到充分體現；一些改善，如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目前在官方數據中尚未得到反映。而其他一些調整，比如收入分配的改善，雖然得到官方估計的肯定，卻遭到許多經濟學家強烈反對。我們認為，主要受要素市場變化，特別是受到勞動力短缺的驅動，經濟結構的改善是真實存在的。
經濟增長潛力下降
從2011年起，我國GDP增長開始減速，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緊縮政策。2012年3月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穩(wěn)定經濟增長，包括支持正在開展的水利、電力和交通運輸等領域的基礎設施項目，但是GDP增長率仍從第一季度的8.1%持續(xù)放緩到第三季度的7.4%。增長減速引起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再度擔憂。
然而，由于三方面原因，政策制定者卻保持相對冷靜，而且似乎愿意容忍增長出現些許放緩。首先，實施了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后，許多政府官員不愿采取積極措施支持經濟增長。該計劃曾在2009年成功扭轉經濟增長下滑。然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該計劃增加了財政風險，制造了不良貸款，導致部分基礎設施領域產能過剩，并引發(fā)了通脹和資產泡沫。從2011年底起當增長再次放緩時，決策者們變得更為謹慎，避免再次過度刺激經濟。其次，對目前經濟增長潛力的估計大致都落在6%～8%這樣一個區(qū)間。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在2011～2015年為8.6%，在2016～2020年為7%；據蔡和陸揚2012年估計，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在2010～2015年平均為7.2%，在2016～2020年平均為6.1%。在一項關于經濟增長的跨國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測中國在2011～2020年每年增長6.1%～7.0%，在2021～2030年每年增長5.0%～6.2%。同樣，亞洲開發(fā)銀行與北京大學的聯合研究估計也認為，中國在2011～2020年的增長潛力為8%，在2021～2030年為6%。再次，盡管GDP增長減緩至低于8%的水平，就業(yè)和通脹等指標卻顯示沒有必要采取積極的寬松政策。2012年CPI通脹率率先放緩，從1月份的4.5%下降到10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又緩慢回升到高于2%。勞動力市場也具有驚人的彈性：2012年，盡管經濟增長放緩，勞動力市場仍創(chuàng)造了1270萬個新就業(yè)機會。農民工數量比一年前增加470萬，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民總數在一年內增加了980萬。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將全國平均水平提升20.2%。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比一年前增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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